花旗全球首席Nathan Sheets：美国经济是2024年全球经济最大的不确定性
当地时间1月31日，美联储如期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5.25%至5.5%水平不变。前瞻指引中去掉了未来可能继续加息的表述，但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随后的发布会上表示，“目前尚未达到3月就启动降息的信心水平，最终是否降息将取决于经济形势的演变。”
2024年美国经济前景如何？迟到的衰退还会来吗？美联储对2%的通胀目标仍然坚定吗？降息会在何时到来？2024年全球经济又将呈现哪些特点？
花旗集团全球首席经济学家Nathan Sheets在2023年底与CF40研究部的交流中，聚焦上述问题分享了见解。Nathan Sheets此前为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副部长，并曾在美联储任职18年，担任国际金融部主管以及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经济学家。
在他看来，2023年美国经济保持韧性，关键在于形成了由消费尤其是服务消费驱动的良性循环。但美国经济对货币紧缩的不敏感可能源于货币政策传导滞后，加息终会带来经济阵痛。因此，美国经济表现成为2024年全球经济前景最大不确定性。
Nathan Sheets认为，目前美联储政策正在转向（pivot），在降通胀的同时比此前更加重视保护经济。但他强调，美联储转向过程应该更加温和、渐进，避免金融环境急剧大幅放宽。
他表示，通胀水平从3%降至2%这“最后一公里”会充满困难、更加漫长，主要难点在于对抗服务通胀，最终或在2025年实现。为了维护美联储信誉，通胀回到2%目标水平确有必要，但未来的降通胀政策将更加渐进。美联储近期释放的信号也表明，其愿意在实现目标前耐心等待更长时间。
Nathan Sheets认为，如果2024年美国经济陷入衰退，那么美联储或需在2024年下半年降息四次（100个基点）甚至更多；如果实现“软着陆”，那么合理情形是降息三次（75个基点）。他表示，随着通胀回落，稳定实际利率成为美联储主要考虑，不论经济前景如何，2024年美国货币环境都将大幅放宽。
对于美国政府赤字和债务压力的影响，Nathan Sheets认为，美国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已经受到了实质性扰动。一是美国国债对其他借贷构成“挤出效应”，二是公共债务高企加重私人部门紧张情绪，抑制私人部门投资和消费，从而拖累经济增长。对于美元汇率，他则表示，美元已经处于较高位置，后续可能出现持久、大幅下调，时点可能会在2024年下半年或2025年上半年。
展望全球经济，Nathan Sheets综合考虑美国、欧洲、中国、日本等经济体经济形势提出，2024年全球经济或较为疲软，预计将较2023年下降0.5个百分点甚至更多。他表示，当前供应链冲击已显著缓解，预计不会出现“滞胀”情况，主要挑战可能更多地在于是否有强劲需求和家庭部门消费。
以下为访谈实录：
2024年经济前景充满不确定性
Nathan SHEETS：过去几年来，美国经济展现出了极强韧性。2023年初的时候，我预计当年美国就会陷入衰退，然而，我们现在却看到美国出现了高于趋势水平的增长。
美国经济保持韧性的关键是形成了由消费（尤其是服务消费）驱动的良性循环。服务消费旺盛，对就业市场形成支撑，企业用工需求增加，加大了工资上行压力，而工资加速增长又进一步提振消费。所以，一定程度上，美国经济形成了良性循环。
近期服务消费是否已经呈现放缓迹象？是否已有证据显示就业市场趋于缓和？我的回答是肯定的，但即使从“强劲”降至“温和”，我们看到的迹象表明，美国经济依然坚挺。截至目前，我还没有看到衰退的信号。
过去一段时间，我的正式预测一直是美国经济将在2024年中陷入衰退。原因之一在于，从历史上看，当通胀水平和工资增速如此之高时，为使其降至更加可持续的水平、恢复经济平衡，衰退可能在所难免，就业市场往往会放缓，失业率通常会攀升。过去的降通胀都伴随着这些特点。
但是目前为止，数据方面并不支持这个预测。因此，目前我对于经济将会衰退还是“软着陆”，保持着比较平衡的预期。这次是否真的不一样，仍尚待观察。
我们的正式预测显示，2024年美国经济增速为1%，低于2023年的2%以上，但这个预测考虑到了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情形。事实上，我设想美国经济会面临两种不同的情形：如果经历衰退，那么GDP增速预计为1%或更低；如果不发生衰退，那么GDP增速可能会和2023年差不多，在2%左右。
我知道很多观察人员、分析人员都认为，美国不太可能陷入衰退了，但我还不是那么确定，原因如前所述。在全球各国中，我认为经济表现不确定性最强的还是美国。
2023年的美国经济给我带来了向上的惊喜，希望2024年也能如此。
Nathan SHEETS：这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如果在两年之前你问我，美联储在大约18个月的时间内加息超过500个基点会对美国经济和全球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会回答：一定会造成严重冲击，导致金融市场承压，甚至引发经济衰退，带来挑战和困难。
如果美国经济反而很好地吸收了美联储的紧缩政策，又是怎么回事？我认为有几个原因：
第一，强劲的服务消费支撑美国经济。本轮许多消费来自疫情期间被抑制的对出行、住宿、娱乐、休闲、餐饮等服务的累积需求。疫情结束之后，这些需求以对价格和利率高度不敏感的方式得到了释放——无论宏观经济环境如何，消费者就是要花钱。与此相一致地，疫情期间美国居民积攒的大量储蓄也足以支持他们的消费。综合来看，美联储加息都未能显著抑制的服务需求是一个关键因素。
第二，美联储加息效果被削弱。本轮加息周期之前的十年，是货币环境宽松、利率水平很低的十年，也正因此，这十年间家庭和企业还贷、还债压力并不太大。美国经济还有一个关键特点，就是其30年期按揭贷款利率不受美联储加息影响，美国一些家庭、企业把短期贷款转为了长期贷款，这削弱了美联储加息的效果。
第三，服务业占美国经济的比重越来越大，而服务业本身是更轻资本的行业，对借贷、投资的需求更小，所以天然对美联储加息不那么敏感。这是更具结构性、长期性的一个因素。
以上是三个我认为可以解释美国经济对加息不敏感的因素。
另一个与此相关的问题是，现在的情况到底是货币政策传导的滞后期已经过去、加息已经对经济产生了影响，还是只是说滞后期比以前更长了、传导得更慢了而美联储加息最终还是会给经济带来阵痛？
我认为这个问题尚无定论。我更倾向于后者，主要原因是即使贷款期限延长了，最终总有一天还是要还，人们总要申请新的贷款，企业也需要在债务到期时进行再融资。此外，在未来数个季度，我们会看到服务需求的释放逐渐结束，事实上，现在已经开始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了，我预计这个过程可能会在2024年上半年告终。
抗通胀“最终章”难点在于服务通胀
Nathan SHEETS：我认为美联储政策正在转向（pivot）。很多人都用了这个词来形容鲍威尔在12月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我认为它很合适。
在之前的新闻发布会上，鲍威尔往往会说，美联储的首要目标是降通胀，致力于在降通胀的过程中尽量制定最合适的政策，既不过度紧缩、也不过度宽松。但如果一定要犯错，美联储宁可过度紧缩也要保证彻底解决通胀问题。
而在12月新闻发布会，记者又问了鲍威尔一个类似问题，鲍威尔此次却强调了美联储要努力避免政策过于激进。这一表态与此前口吻大不相同，也让我相信，随着通胀回落——至少是回到了3%以下——美联储会更多地观望，在降通胀的同时，比以前更重视保护经济。
事实上，鲍威尔这一表态甚至让我猜测，美联储可能也在思考，“如果要以衰退为代价换来百分之二点多（high-twos inflation）的通胀，不是划算的买卖”。总之，美联储确实是在转向的。
那么，美联储这一转向是否正确？我其实认为，美联储实施转向的过程应该更温和、更渐进一些，而这次转向让人感到非常突然。12月鲍威尔发言以后，市场反应非常剧烈，融资环境大幅放宽，可美联储政策传导的关键之一恰恰是维持融资环境的紧缩。融资环境大幅放宽意味着美联储货币政策对经济的约束力和牵引力减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市场越是活跃、上涨，美联储实现目标的难度就越大。
所以，我能理解为什么美联储的政策基调和沟通口吻在12月会议上发生了转变，但我认为如果能随着接下来的多次会议更加渐进地转向，效果也会更加理想。比如，春天转向一点、夏天再转向一点，会比一次大幅转向更好。
Nathan SHEETS：美联储最关心的问题就是通胀走势，也在降通胀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其最重视的通胀指标之一——核心个人消费支出（PCE）——在2022年升至5.5%左右的峰值之后，现已降至3.5%左右。结合我们对未来数月经济数据的预期以及一些技术性因素，预计2024年初美国核心PCE很可能会降至3%以下。
PCE从5.5%左右的水平降至3%甚至更低是很显著的进步，我认为这已让美联储感到满意——从鲍威尔近期在发布会上的表态也可以看得出来。
然而，目前备受争议的主要问题在于，通胀从高位降至2%目标水平这个过程的“最终章”，与此前阶段相比会否明显更难？
我一直以来的观点是，“最后一公里”的主要难点在于对抗服务通胀。出于累积需求释放等不同的原因，美国的服务需求非常强劲，想要抑制这种需求，可能需要就业市场更广泛地放缓、失业率进一步升高，甚至是经济衰退。这会比此前阶段更加痛苦，因为之前通胀放缓主要得益于由全球供应链复苏、全球商品需求疲软和大宗商品价格下降驱动的商品价格回落。
总之，截至目前，美联储在对抗通胀上取得了显著进展，但降通胀的最后一段路仍充满不确定性，而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这最后一段路会有多难。
但美联储降通胀政策或更加渐进
Nathan SHEETS：通胀水平从3%到2%这最后一段路会充满困难、更加痛苦、更加漫长，我认为这个目标更可能在2025年实现，不过，2024年也会取得一些逐步的进展。
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当通胀降至2%-3%的区间内以后，美联储会花多大力气来继续对抗通胀？当通胀降至3%以后，比如2.9%、2.8%、2.7%，美联储真的愿意一直维持紧缩政策、甚至不惜冒着衰退风险，将其进一步降至2%吗？还是可能开始“松开手刹”？
鲍威尔在12月新闻发布会上表现出的对进一步货币紧缩、上调利率的意愿比我此前想象的更加有限。美联储可能正在释放信号，表明其愿意在实现2%通胀目标前耐心等待更长时间。
我认为，美联储对抗通胀的最终姿态还是取决于通胀预期——只要通胀预期锚定在2%左右，美联储就可以有更大自由度，以更渐进的方式使通胀回落。
这一问题的回答需要综合考虑许多因素，但不管是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还是从货币政策角度来看，接下来美联储降通胀的进程都会显著放缓。
Nathan SHEETS：这是一个关键问题。如果你问15个宏观经济学家，“美国最优通胀目标是多少”，我认为他们大多数都会说3%左右而不是2%。从这个角度来看，你可以说2%甚至都不是美联储的最优选择。既然如此，美联储似乎没有必要以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为代价来实现2%的目标。
但经济学家凡事都看两面。从另一面看，美联储致力于实现2%目标的原因恰恰是出于非常现实的考虑，那就是它已经承诺了要实现2%目标。2%不一定比3%更优，但是因为美联储向公众、市场乃至全世界做出了要使通胀回到2%的承诺，这就成了关乎美联储信誉的问题。所以，我也确实认为美联储需要实现2%的通胀目标。
但如前面所说，回到2%的速度有多快，取决于市场给美联储的操作空间有多大，这个空间又取决于通胀预期及其锚定程度，而通胀预期反过来也反映着美联储信誉水平。所以，美联储是要守信用，但可以给自己更多时间，以降低抗通胀对就业和经济增长以及经济活动的冲击。
未来，美联储或许会重新考虑通胀目标，但在当前的周期内，不管是从现实角度来看还是从政策角度来看，回到2%都是必要的。
适应更低通胀、稳定实际利率或为主要考虑
Nathan SHEETS：鉴于货币政策传导的滞后性以及应对服务通胀的挑战性，我认为美国经济还是面临着一定的衰退风险。如果陷入衰退，美联储或将较为激进地降息。这种情景下，美联储最可能在2024年下半年降息100个基点甚至更多，需要降息四次甚至更多。
但是，如果如美联储所料想的那样，美国经济实现“软着陆”，那么合理的基准情形就是降息75个基点，就像美联储所说的那样降息三次。
总的来看，无论如何降息、经济怎么发展，我们都要做好2024年美国货币环境在一定程度上放宽的准备。
另外一个重要问题是，随着通胀回落，如果美联储不调整联邦基金利率，那么隐含的实际利率（即联邦基金利率与通胀率之差）就会上升。美联储曾暗示过这个问题，这也是在“软着陆”情境下它会降息三次的原因之一。从这个角度看，美联储降息就只是为了适应更低的通胀。在某种意义上，我觉得美联储会认为，这不是金融环境的放松，也不是货币政策的放松。
但无论如何，降息是正确的。我认为，至少从市场的角度看，不会对由实际利率导致的调整和由其他因素导致的调整做那么严格的区分。总之，2024年肯定会降息，幅度应该也不小。
Nathan SHEETS：这是一个好问题。美国国内争论最多的一个问题也是中性实际利率（R*）的走势。
R*是指经济处于稳定或均衡状态下的实际利率。疫情以前，我们普遍认为美国的R*在0.5%左右。在通胀为2%的前提下，R*为0.5%意味着中性名义联邦基金利率在2.5%左右。目前，美联储的预测依然是这样，所以其一直以来释放的信号也都是R*在0.5%左右、中性名义利率在2.5%左右。
但现在一个普遍观点是，R*可能略有上升，其原因包括经济变化、全球化放缓、净零转型对资本的需求增加、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以及货币政策正常化相关的因素等。我不认为R*出现显著升高，没有相关证据。我倾向于认为R*目前在1%左右，而不是0.5%，这意味着中性名义联邦基金利率在3%左右。
未来一到两年的大部分时间内，R*可能都会比0.5%要高。目前，联邦基金利率约为5.5%，通胀约为3%，也就是隐含的实际利率至少有2.5%。它会下降，但可能要到2025年末、2026年初前后才能回到R*。
在那之前，除非美国经济显著放缓，否则实际利率将会维持在高位。等美联储降息、实际利率回落后，我们就有更合适的条件去评估R*到底在哪里，但可能确实会比疫情前略高一些。
Nathan SHEETS：长期利率是货币政策向经济传导的有力渠道。
利率对经济传导的首要发力点是按揭贷款市场。和许多其他国家不同，美国有长期固定利率按揭贷款，所以，利率上升并不会马上影响居民的存量贷款，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对经济没有冲击，因为如果居民要买房、要搬家，要申请新的贷款，就会面临更高的利率。
此外，目前的利率水平比以前高了很多，这就意味着很多借了低息按揭贷款的人无法卖房搬家，因为他们借不起新的贷款。所以，美国房地产市场的交易量在萎缩，这对市场的量、价以及需要买房的人来说都是挑战。
除了按揭贷款这个主要渠道以外，利率攀升也会影响消费者（比如买车）以及企业（的投资、筹资和增长策略等）。
最后，高利率还会给银行系统带来困难和挑战，包括如何管理资产负债表上的利率风险。很多金融机构在本轮加息周期之前的十年里买了不少长期资产，而现在这些长期资产已经开始产生损失，银行必须进行应对。
同理，曲线上各个位置的利率都在攀升，意味着银行的存款利息成本也会升高，从而加剧其资金压力。当然，利率高对储户、有养老金账户的人、退休的家庭来说是好事，而且现在很多美国人更多依赖于存款。因此，高利率有利有弊，但确实对银行造成流动性和资金方面的压力。
政府赤字和债务压力冲击实体经济
Nathan SHEETS：近期，影响10年期美债收益率宏观经济因素主要有三个。
第一，对美国经济衰退前景与概率的预期发生变化。2023年夏天，市场开始降低对衰退的预期，导致美债收益率攀升。
第二，与经济表现相关的，是市场对美联储及货币政策预期的变化。2023年夏天，美联储一直释放的信号是利率将在更长时间内维持在高位，继续实施紧缩货币政策。而近来，随着通胀放缓，美联储政策立场也在缓和。这是导致10年期美债收益率回落的一个关键解释变量。
第三，影响2023年美债收益率的一个关键因素是美国公共部门的高赤字和高债务。从8月上旬起，尤其是在债务上限谈判僵局、惠誉下调美国信用评级以及美财政部宣布将大量发债以后，10年期美债收益率大幅上涨。
过去三到六个月来，我亲身感受到国际投资者问得最多的问题就是，美国发行那么多的国债，到底谁来买？这是个核心问题。也由此，我认为这种对于发债的担忧体现为了美债的一部分风险溢价，这部分风险溢价也反映在了10年期美债收益率的走势里。最近，对于发债的担忧有所缓解，10年期美债收益率回落至4%以下。
鉴于美债目前的情况，我无法非常明确地判断其2024年的走势。目前的位置整体上与宏观经济基本面相符。市场对经济状况、美联储政策和债务情况如何演变的认知是否会经历一定的波动？肯定会的。但从目前位置看，美债收益率仍面临双向风险。
Nathan SHEETS：美国财政赤字处在非常高的水平。据美国政府与国会预算办公室估算，未来十年内，美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或高达5.5%-6%。如果把这些赤字加起来，相当于这十年美国财政部要发20万亿美元规模的国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
政府赤字对美国经济的影响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一般用“挤出效应”来描述这种影响。美国国债在市场里流通、美国政府由此借到钱的同时，意味着流向经济其他组成部分的资金就会变少，包括想要借钱的企业、家庭等。美债把后者从市场里挤出，而这最终意味着其他的借贷者还要支付更高的利息。随着借贷成本提高和潜在的利率攀升，经济增速就会放缓。
在疫情之前的十年内，尽管美国政府赤字也很高，但这种挤出效应并不十分显著。第一个原因在于，当时的财政赤字与现在相比还不算太高；第二，当时美联储实施了刺激性的货币政策，抵消了财政赤字和美债发行产生的影响。我的观点是，目前及未来的经济情况会有所不同，通胀会更合意，美联储将不需要实施刺激性过强的货币政策。所以，我们未来可能面临更加显著的挤出效应。
此外，高赤字和高债务还通过另一个传导渠道影响实体经济。一般来说，看到政府债务水平如此之高，家庭和企业将会产生紧张情绪，担忧政府债务高企可能会在将来构成问题，例如随之而来的增税。然后，家庭和企业的想法便是，“既然以后可能要交更多的税，那么不如现在少花点钱。”宏观经济学中，这叫做“李嘉图等价定理”。
一般来说，美国消费者的行为模式往往不符合李嘉图等价定理的规律。但我们以前也没经历过如此高水平的债务和赤字。整体而言，当政府债务风险攀升时，会让人们更紧张，从而加剧整体的不确定性。我研究了过去几十年大量国家的宏观数据以后发现，公共债务高企的时候，私营部门就会变得更加紧张，这会抑制消费和总需求，从而拖累经济增长。
最后，随着政府债务增长，一旦发生负面冲击，政府的应对能力会很有限，因为其债务规模是有上限的。此外，政府可能还想推动一些战略性的公共投资、人力资本投资等，但如果已经面临巨额赤字和债务，财政政策已经失调，那么投资的空间也会更有限。
综合来看，政府赤字和债务问题或将通过影响市场信心等多种渠道导致挤出效应、加剧不确定性。这将带来诸多挑战，对宏观经济构成风险，并对未来的财政政策构成掣肘。
新兴市场经济体及其央行表现超出预期
Nathan SHEETS：近年来美元非常强劲，这一现象反映了两个事实：一是美国经济相对强劲，二是美联储相对激进。
在即将进入2024年之际，美国经济势头似乎依然不错，而美联储的政策口吻已经开始转向。如果美国经济开始放缓，我确实认为美元会有较大的下调空间。从我跟踪的几个关键指标来看，美元现在处于很高的位置，鉴于此，其后续的下调可能会比较持久、幅度也会较大。
至于下调的时点，我认为可能是在2024年下半年或2025年上半年。一旦调整开始，我认为就会比较剧烈，所以在不远的未来，我们将会看到外汇市场回调。
至于新兴市场，实际上过去几年来新兴市场的表现非常不错，尤其是一些拉美国家的央行以及中东欧国家的央行，它们比美联储更积极、更早地启动了紧缩进程。
尤其是在2021年，当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和欧央行行长拉加德还在讨论通胀的“暂时性”时，很多新兴市场经济体央行已经开始加息并在降通胀方面取得进展，这增强了其自身的信誉。这些经济体的通胀也比全球其他地区更早回落。目前，部分新兴市场央行已经开始降息。所以，现在我们对新兴市场的看法是很积极的。
同样，亚洲新兴市场经济体及其央行的表现好于我的预期，全球经济也从中受益，那些高度依赖外贸的经济体也同样受益。如果更细致地去看每个新兴市场国家，包括巴西、墨西哥、印度等，会发现其中不少都很积极、很令人鼓舞。所以，在发达经济体以外，存在着广阔的机会。
关键在于恢复强劲需求和家庭部门消费
Nathan SHEETS：我们对2024年全球经济前景的展望比较谨慎。美国方面如前所述。
欧洲方面，目前处于衰退之中。欧元区经济在2023年第三季度温和收缩，我们认为其将在第四季度和2024年第一季度继续收缩。即使欧元区重回扩张区间，涨幅估计也不会太大。整体来看，我们认为欧元区面临着诸多周期性和结构性挑战，所以预测也非常谨慎。
中国方面，我们认为其经济增长接近预期目标，2023年为5%左右，2024年或将在4%-4.5%左右，具体数字还需结合2024年增速目标来看，整体上呈现温和增长。中国的居民消费可能呈现温和扩张而非强劲扩张，中国有能力推出足够的政策支持以实现增长目标。
但同时，我们也在密切关注中国房地产市场，这是金融风险和经济下行压力的一个主要来源。在我们的基准预测情形中，中国政府将成功地遏制住房地产市场的下滑，这样的话，即使这个行业无法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力，也不至于对经济金融稳定构成威胁。
日本方面，在2023年上半年，随着疫情后的重启，日本经历了强劲的经济复苏。近期日本经济增长势头有所放缓，或许2024年增速将较上年下降，而日本政府也准备进一步推出刺激政策以提振经济。综上，我们认为2024年日本经济增速在1%左右或略低于1%，也属温和增长。
可以看出，日本2024年的增长前景相对于其趋势水平和中国的增长前景相对于其趋势水平类似。事实上，这也是我们对于整个亚洲的预测：增长前景基本在趋势水平附近，虽不引人注目，但是非常稳健。
把上述估算纳入整体预测来看，2024年全球经济表现确实可能相对疲软，预计将较2023年下降0.5个百分点甚至更多。我们核算全球GDP的方法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不完全一样，比较来看，我们的预测比IMF略低一些，但不会低太多。
我认为最大的自由变量依然是美国经济。如果美国不经历衰退，我们的预测可能会比IMF高一点。
Nathan SHEETS：2024年全球经济增长面临的一个主要挑战是地缘政治，包括俄乌冲突和中东冲突。此外，我们还将中美关系的发展轨迹视为全球增长的一个关键驱动力，这对于两国乃至全球经济都具有重要意义。
另一个影响金融市场的关键因素是，2024年会有不少国家进行大选，包括美国的总统大选。大选结果将对地缘政治格局、国家经济政策、央行官员任命等诸多方面产生重要影响。
总体来看，我预计不会出现可以被定义为“滞胀”的情况。在当前的经济周期里，供应链冲击已显著缓解。比起供应冲击，现在经济面临的主要挑战可能更多地在于是否有强劲需求和家庭部门消费。
此外，还有一些更为长期的因素，包括净零转型。如果各国更加严肃地对待净零转型，推出碳税等措施，可能会引发一定程度的供应冲击。此外，净零转型过程中，还需要刺激对投资品的需求以及投资支出，这可能会提振总需求。所以，总地来说，净零转型会使增长变得更加复杂，但我的感觉是，可能还需要几年的时间，净零排放方面的考虑因素才会真正成熟，并在我们的预测中占据重要位置。
目前，我们考虑的更多还是需求，和地缘政治、国内政治及其对全球经济的外溢效应等。这些也是我未来一年会密切关注的方面。
Nathan SHEETS：对于各国央行的协调合作，我的首要建议是，央行要专注于核心使命，即稳定物价。美联储有双重使命，除了价格稳定，还有充分就业。央行政策制定者很容易被诸多其他因素分散注意力。但央行能给公众带来最好结果的方式就是保持对核心使命的专注。
专注于通胀及应对通胀的政策也是各国央行协调的关键。我很高兴地看到，各国央行之间维持着定期的沟通，彼此交流对于全球经济的看法，互相更新自己的政策和情况。比如，美联储官员开会时，对欧央行行长的想法是有着深入了解的，也对欧央行、中国央行和日本央行对全球经济的看法有着了解，反之亦然。我认为这是合适的协调。
由于各国央行的国内政策目标不尽相同，更加正式的政策协调可能并不可行，甚至并不可取。整体而言，各国央行要专注于国内的通胀使命，同时，彼此间就政策、经济等各方面情况保持沟通，这样，在制定政策时能够参考一致的、充分的信息。
Nathan SHEETS：日本央行的货币政策主要涉及两方面。
一是收益率曲线控制（YCC）政策。日央行已经开始采取一些显著举措以求逐步退出YCC。但从理论上看，退出YCC是非常棘手的。事实上，15年前，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美联储曾考虑过推出与YCC非常类似的政策，但最终没有采取这一策略，原因就是不知道应该如何退出。所以，日央行过去一年来能够相对平稳地在退出YCC方面取得进展是值得称赞的。
二是负利率。我认为，日本央行想要恢复利率正常化，至少要使政策利率回归到0或略高于0的水平。正常化的具体时点则受到全球经济、外汇市场乃至美联储政策走向的影响。
因此，日本央行何时迈出退出YCC政策或将利率升至0的最后一步，仍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最早可能马上就会发生，最晚可能要等到2025年春季，具体还要看全球经济状况等各种因素。
不过，我确实认为，市场正期待日本央行在这些方面采取行动。只要你步入了央行或市场之中，就会有无数双眼睛盯着你，期待你做些什么，而日本央行需要做什么是显而易见的。这种机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加速央行行动。
我个人更倾向于认为，日央行还是会较晚采取行动。我们的正式预测也是这样。最晚可能会在2025年初，这其中仍有很多不确定性，但最终一定会发生。
版面编辑：宥朗｜责任编辑：潘潘
翻译：佳茜｜视觉：李盼 东子